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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一九六六年，我五十八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当时真是莫名其妙，即使是老革命，也是碰到新问题而不知所措。接着紧锣密鼓，画院造反派中两派鏖战方酣，我们处在“台风”的中心，四面狂飚，而我们却尚未触动，在夹缝中犹有安闲。我在家加紧作画，画成毛主席诗意画二十四图，装成两卷。并于闲中将往时所题画诗文，集抄成册。为之序曰：
“予自髫龀，未知读书，即好涂鸦。书墙涴壁，狼藉画图。初无新故诱掖之助，而有章侯外家之奇。稍长意志益坚，而鲰尔小邑，无丹青名宿、收藏世家、可资以进业者。年十八，苏州王胜之丈移寓南翔，因与相识，又丈介，获从武进冯超然先生游。丈谓予曰，使子如石谷，则超翁可无愧于廉州，而予其为烟客乎。予遂慨然思自振起，以上踵前贤之遗躅。每见一图，形诸梦寐，心摹手追，寝食俱废。间亦务为游览，穷历山川高下，此其志固已不在明清间矣。既探六法奥旨，透网之鳞，孓焉自奋。比来政四十年，前后作画无虑数百千幅。又好缀小诗短文，每盘礴初就，兴到点笔，随意数行，以摅写性灵，叙述缘起，前后亦无虑数百千条。顾不自爱惜，随手散落，未尝录副。岁壬寅，儿子亨始就箧笥所存，或图亡而题稿偶在，或借诸他处，或一图甫毕，有所跋语，随即录出，积日得若干条。今诸图迹，已等云烟，而是编也，每一翻阅，则南塘晏起，不无秋江之想。因重抄一过，以自省览。追念去日，立足未正，耽情闲逸，悔疚实多。存其谬误，亦以自警。”这篇序也可略见我的学画过程。
四十二
一九六七年以后，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画院的造反派们在我的出身问题上，大做文章，我被打成地主分子，是专政的对象，这种毫无根据、莫须有的罪名，使我精神、肉体多受折磨。画笔被缴械收去，更不要说铺纸作画了。但我不能忘记国画事业，活一天，我要画一天。我用拾得来的破笔，蘸了清水在桌面上勾划，练习基本功，使之不致荒废。因为用清水干后无痕迹，如用墨写，查出来就是天大的罪行。那时，我早上出门，不知晚上何时到家。在这种日子里，我的爱人朱燕因，给予莫大的安慰和力量。我和妻子，加上岳母、儿子陆亨、小女陆音（此时儿女尚未工作）一家五口，靠我每月六十元的生活费过活，至是每月减至五十元。二十多年来，她就是靠这点钱，支撑门户，东西补缀，度过这漫长的艰难岁月，而从无怨言。每在穷窘，典质衣物，也从不告诉我，以免伤我的心。我受批斗后，拖着疲惫的步子捱过家门，她总强为言笑，来安慰我，使我增加活下去的勇气。这样度过十个寒暑，真是一言难尽。有一次，造反派硬说我是什么逃亡地主，我坚决不承认。画院里一名最著名的造反派专门单独审问我，一连好几日，疲劳轰炸，百般威吓，用尽逼供信的伎俩，我还是坚决不承认，最后他火了，一拳 打在我脑门上，这种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拳打得我眼睛发黑，天旋地转，差点昏死过去。事后我萌发轻生的念头，预备前往淀山湖，自投清流。后在车子上想到自己决不能这样不明不白 地死去，所以终于没有走上这条绝路。回来之后这个造反派还责问我为什么不去死，看来他不逼死我，是不甘心的。批斗我时我坚持说自己家中几口人的生活决不是靠这几亩田的田租来维持的。抗战期间，我逃难到重庆，当一名小职员，根本没有收过一粒租米，抗战胜利回来后，我是靠卖画来作为我的主要生活来源的，所以我根本不是地主。这样就触怒了他们，开大会批判我，当场给我戴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的帽子。在寒冬腊月，要我到河滩边，在一条跳板上敲冰担水，板窄冰滑，随时有跌下河的危险，而且我是有气喘病的，时常发病，他们当然是不管我死活的。但这样做不能压服我，相反更使我坚定了要活下去的决心。
四十三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摘去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帽子，但还是拖着一根尾巴：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据说矛盾可以“缓和”了，画院也允许我参加到新安江下生活的行列。同行有陈佩秋、孙祖勃、张守成、朱梅村等人，副院长汤增桐领队。到了杭州，浙江美院派我的学生姚耕云随同出发，他对浙江熟悉，俾多照料。我们先至富阳，参观发电站，登发子陵钓台；又至芦茨参观。旋至桐庐，登桐君山，上溯至建德，登乌龙山，乃至白沙，参观新安江发电站大坝，换船去淳 安。此时在五月中旬，适值黄梅季节，淳安连日大雨，后我建议乘船由新安江上溯至安徽歙县属街口镇，再由原船回至淳安。临窗眺望，新安江两岸，群山奔赴，连续数百里不断，云气流转，时开时闭，瞬息万变，蔚为奇观。得饫览云山之美，令人不能忘怀。归后我发展了留白法，蜿蜒曲折，因势缭绕，创为新面目。后来在井冈山，见云山绵貂、长林如带，飞瀑四垂，清气流转，结合在新安江水库所见雨景、歙县写生所见白光，互相补充，于留白法，益臻完善。此种留出之白条条，既可表现为光、为气，亦可表现为水流、为云走，画面上似不可少此一物，览者自能辨之。
四十四
我自解放以后，迁来上海，住在复兴中路马当路口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只有一间前厢房，约二十五平方米，前后一隔为二，一家三代七口人，前半间为我卧室和画室，后半间没有窗户，暗然无光，是我岳母及孩子们的卧室。日间一代活动都在这十二个平方米的前半间内进行。一床之外，放下一只写字台，这只写字台，既是画桌，又作饭桌，其他如拣菜、缝衣，以及孩子做功课等，穿插互用，都在这桌子上面。窗子正对大门，来人一进大门，一目了然。客人来了，环立四周，无处就坐。他们不去，我也不能遂此停止工作，所以养成了当众挥毫的习惯。我不打草稿，一支笔画到底，中间不换笔，墨也很省，画完后笔洗内水还是清清的。我的绘画工具简单，画碟笔砚，皆极粗陋，与此环境十分调 和。面东一排窗子，天井靠南是高墙。夏季满室太阳，无移案处；一到冬天，太阳从不光顾，室内比室外还冷。上面没有天幔，楼上擦地板，下面下大雨。地板全坏，潮湿腐烂，半夜起来，总可捉到蜒蚰一、二十条，有时爬到枕上，冷冰冰的吓人一大跳。加之鼠患猖獗，终夜不宁；跳蚤肆虐，爬搔为苦。在这种环境里，我前后住了整整三十年；在这张桌子上，我创作了千数的作品 。来人都说我居住条件太差，我总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认为只要把思想集中在创作上，一心搞好国画事业，其他都可以不在乎，也就忘其为差了。我生活简单，对衣食住行要求不高，随遇而安，从不计较，觉得不值得在这方面化多大的心力。
四十五
自四凶当道，是非颠倒，功罪不分，广大人民不知何以为生，以至国将不国，元气大伤。赖中央领导，当机立断，一九七六年一举粉碎四人帮，阴霾尽扫，白日重光，开始拨乱反正，前途重现光明。
一九七八年，我七十岁，画院宣布我当时是错划为右派，恢复原每月八十元的津贴费。一九七九年一月，经过复查得出结论：“关于在土改时定为地主成份、不接受改造等问题，现经查明，已予否定，当时以此给予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为此经报请徐汇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撤消原徐汇区革命委员会清队审批办公室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给陆俨少同志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决定。”不过又拖了三年多，至一九八二年十月才迟迟在画院一次大会上当众宣布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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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9529530、
0505595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