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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四十一岁。中国共产党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大军乘胜渡江而南。此时我住在南翔镇上，反动政府广筑碉堡，以期顽抗。当时人心惶惶，有条件的人，都到上海租界避难。我的哥哥家住上海，我是有条件前去上海的，但我认为解放军是来解放人民的，遂毅然率妻携儿，到斜泾村岳家暂避战火，不去上海。解放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闾阎不惊，人民安居乐业。不比在反动政府时期，币值贬跌，物价踊贵，一般小民，为生活所迫，透不过气来。我住在南翔方家湾新屋内，解放军借住我家，真是不拿一针一线。我也首次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论持久战》等小册子，开始接触到一些革命的道理。
三十
一九五○年我画出《杜少陵诗意画卷》，共八段，依照杜诗内容，描写当年他所看到的和所想的景物，参以我亲身的体会。不特作为我在四川八年生活的总结，也在画法上有新的突破。这个画卷裱好之后，冯老师为我写了引首，还精心撰了一篇长跋，对我勉励有加。海内名宿如沈尹默、叶恭绰、黄宾虹、吴湖帆、冒广生、潘伯鹰、谢稚柳等诸位先生都在卷尾题字书跋。杜公诗中所述忧国怀乡，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之句，如“孤舟一系故园心”，“听猿实下三声泪”，“故国平居有所思”，“白头吟望苦低垂”等等，操笔染纸，激情最深。画法也逐渐形成一己的独特风格。我抄录前的四川的《秋兴》诗六首于卷尾，作为我诗、书、画三者进程中的一个标志。
三十一
回想我初从冯超然先生学画，第一次他拿出他所临的戴醇士水墨山水卷叫我临。在三十年代，人们对戴醇士的评价极高，其卖价竟与四王同值。四王画价也不在普通宋元画之下。我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也从四王入手。宋元画不易见到，四王画终究多些，容易看到。所谓“正统画派”就是从四王而上溯宋元。平心而论，四王还是有它存在之价值，有许多宋元遗法，赖四王而流传下来，如果食古不化，那么及其末流陈陈相因成为萎靡僵化，这是不善学的缘故。所以学四王必须化，化为自己的面目， 我就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也有人说我学石涛，我对石涛在四王笔墨占据整个画坛之时能独出新意是有好感的。但我从未临过石涛画。石涛学元人而加以放，我也学元人，师法相同，学而能放也相同，所以我戏言和石涛是师弟兄，而不是师弟子。我对前代大家，一向不是无条件崇拜，我认为即使是大家，一定有所长，也一定有所不足，即如石涛，一种生拙烂漫的笔墨，新奇取巧的小构图，有过人处。但其大幅，经营位置每多牵强窘迫处，未到流行自如，左右逢源的境界，所以他说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未免大言欺人。而他的率易之作，病笔太多，学得不好，会受到传染。我认为自己要有定力，不为他名高所慑服，要心中有数，何者宜学，何者宜改，何者宜化，以我为主，目标既定，勇猛直前，罔计有他。
三十二
我的老师冯超然先生对山水、人物、花卉三者均所擅长，而我在他门下，以前只学山水。解放以后国画要为人民服务，当时的形势，只有画人物，可以发挥所长，于是我改学人物，主要画连环画。我到上海和同门汤义方共画连环画，学习作现代人物。一九五○年，我四十 二岁，秋，母亲亡故，哀痛逾时，家庭担子直压肩上。过了两个月，土改开始，我回到乡间。前在四川，我是一名小职员，胜利回来，一家八口，以卖画为主要生活来源，所以没有划上地主，是一个非农业户口。土改结束，我回到上海进行连环画创作工作。为了深造计，一九五一年我参加上海文化局举办的连环画研究班，毕业以后，全体同学要求工作，于是文化局长夏衍同志接见了我们，问起我们的要求，我们一致要求工作。于是办起连环画学习班，三个月后结业，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私营同康书局任绘图员之职。这是一家皮包书店，老板只是父子两人，没有另外职员，产业只有一只皮包，老板在四川南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子开张营业，当时只有我被派到这样一个不成样子的单位工作，看到大家都分配到国营企业，不胜羡慕 。后来一直到公私合营，我也没有得到正式工作安排，只做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但因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不比在解放以前，画卖不出去，就要饿肚子。
解放初期，一般连环画创作水平都不高，所以我也可以应付。自一九五三年起至一九五五年同康书局公私合营期间，我画过近十部连环画，其间主要画过一部《牛虻》，印数很多，人家说这部连环 画挽救了将倒闭的同康书局。当然我也因此免于失业。在此期间，我也画年画，以国画形式出版了一张《读报》的年画，同时也参加上海的新国画研究会，创作一些新国画 。一九五三年在上海举办的解放以后第一次大型画展中，我展出《雪山勘探》一图。此画得到好评，经美协收购，并印刷出版。一九五六年在合肥画了一幅《教妈妈识字》，《美术》杂志用为封面。
我不善处世，做人戆直，看到不顺眼的事，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当时在上海讲了一些刺痛某些人的话，于是前后得到一连串可怕的后果。一九六四年我画了一幅《沸腾的黄浦江畔》新国画，反映吴泾化工厂的实景，参加华东美展。我想突破国画传统技法，和题材的限制来表现工厂。此画展出以后，上海有人诬告我画内有反动标语。深幸公安部门予以否定，否则 我将锒铛入狱。于此深感世路崎岖，不寒而栗。也靠党的英明，使我得免于难。
但在此时期，我在社会上有了些影响，也有些人知道了我。有位青年名诸葛瀟垲，想从我学习山水画，他准备请一次客，举行拜师礼，我主张一切从简，和他两人到复兴岛一家小饭店里，化两块钱，吃了一顿，就算拜过师。诸葛潇垲那时在中国银行任小职员，后转至北新泾一所中学任图画教师。人品很好，也有才华，他在一九五五年上海青年美术竞赛时得过将，刻苦好学，孟晋不已。惜正当中年时，于十年动乱中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死去 。未展所长，不免可惜。
一九五四年四月间，冯超然先生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在弥留时，他对我说，“画画不能太象”，于此可见他念念不忘对我的教导，希望我成材，这使我极度感动，永志不忘，这也是我以后创新变法的动力。
三十三
一九五五年冬，安徽省文化局长到上海物色画家到合肥去工作。我和孔小瑜、徐子鹤、并约了宋文治四人应聘前往。到了合肥，安排我们做些展览会布置工作，又到梅山水库等地参观访问。两个月后，指派我在一个艺术学校绘画系当主任，孔小瑜任教师，徐子鹤在博物馆，宋文治在群众艺术馆（后来他因学校不放，没有到安徽去）。工作分派好，让我们回上海家中处理家务。我回到上海，去看吴湖帆，吴湖帆一见我，就说上海将成立上海中国画院，希望我留在上海，不要去安徽。刘海粟一向看重我，记得在一九五三年间，我为刘定之画了几开册页，刘海粟一见惊异，说要来看我 。我说应该我去看他。遂由刘定之介绍到他家，从此相识。他在背后总向人说我好，甚至说当今五十岁上下的一辈画山水，以我为第一，我是受之有愧。他也帮吴湖帆做我 的工作，我因此心动，不去安徽了。后来安徽几次派人来上海动员我去，说安徽工资每月二百元，上海只有八十元。一个人对待工作，不能不想到待遇问题，二百元和八十元，我当然知所抉择，但我想到冯先生的教导，要有徇道精神，对名利要看轻些，想到国画院是国画最高学习和研究机构，在其中我可以提高水平，作出贡献，因之说服了家里人，始终不为所动，没去安徽，毅然留在上海，后来刘海粟几次向我表示歉意，说把我留在上海，让我以后吃了苦头。
三十四
不久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成立，这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是国画界的大喜事。我一生学习中国画，全部精力，灌注其中。但在反动政府时期，政府不提倡，让画家自己挣扎，画家的命运操持于资本家手里，画家必须迎合他们的心理，才能得到生存的权利。如冯超然先生是当时在上海最红的画家，理应志满意得，无所怨艾 。但有一次他和我一同坐车时，叹苦经地说：“我形成了这样一个面目，出钱的买主只要这个面目，不能改动，如果想创新，换了一个面目，就说是代笔，或是说假的，就不肯出钱 。”他指着我说：“不比您可以自由创新，为所欲为，不断摸索，开创面目。”冯先生也知道画要创新，但在旧社会他没有创新的自由。不比解放以后，领导上鼓励创新，越能创新越好。但冯先生还是走运的画家，我们虽然可以自由创新，但是画不易卖出去，生活无着落 。那时，我只能放弃作画，住在乡间从事农业生产，根本没有机会参加社会上的国画活动，艺术生命早已完结。解放之后，成立了中国画院，让我专心一致拿起画笔，从事国画创作，这是我艺术生命的再生，我是衷心地感谢党。我同上海六十位老画家一起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每月国家发给固定津贴，生活得到保障，可以不必依靠并非学所专长的连环画来养活自己了。
画院刚一成立，即组织画家到生活中去，我参加了去浙东的一组，计有孙祖勃、俞子才等五、六人。我们带了画夹，前往奉化，在四明山区下生活，实地写生，想到这是党给我们创造的条件，油然兴起对袓国的热爱。我从溪口登上四明山顶，俯视千丈岩瀑布，又住在雪窦寺里，领略到山中的幽深静美，再循着三隐潭而下，乘竹筏随溪流归来 。画院的成立，使我们有了一个家，一个国画工作者的家，我总说国画院是我们的“命根子”。回想起这段日子，充满着愉快、幸福和希望。我与同行时常相互探讨、作画，日有所进境 。这时我又被光荣地选为南巿区人民代表，我走访城隍庙一带画家，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带到上面去。我将一颗真诚的心，献给国画事业，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国画事业前进。那时国画院在高安路，画师是可以不坐班的，但我总是每天到画院，早出晚归 ，风雨无阻。我又得到领导的信任，去闽西搜集素材。画革命历史纪念画，我到过漳州、永安、龙岩、上杭等地，听到不少老根据地人民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受到极深的教育。
三十五
自福建回来不久，反右开始，画院几次开会，领导一再强调“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一次会上，我谈了一些对上海美协 的意见，遂以大家知道的原因，戴上右派帽子，沉沦了二十余年。从此，我每天到画院劳动，后在业余用了半年时间，画了近两百多张的一套课徒山水画稿，把各种树法，石法以及屋宇桥梁 、人物点缀，逐项画成小张，上加说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学到的技法，记录下来。那时我没有别的想法，一切置之度外，只是潜心钻研山水画，认为如果将来能够对后学有些小贡献，也算了了我的心愿，不枉学画一生。
一九六一年我五十三岁，国庆节时摘去右派帽子，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但情况好了一些。此后我去广东参加侨乡写生，到过新会 、台山、开平。再到湛江参观新建港口，接着到茂名，参观油页岩矿以及炼油厂，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建设。归途取道南宁、桂林、衡阳、株州以至上海。我常同刘旦宅同志一起写生，出入相随，情好无间，从此建立了友谊。他擅画人物仕女，功力深厚，夫人王微粼与我老伴也颇相得，所以后来有好几次和他们夫妇同去名山胜地下生活，我老两口在旅中也得到照顾。
三十六
浙江美术学院因为国画系山水科教师顾坤伯生病不能任教，极需补充一位山水画教师。院长潘天寿素来主张画画的人，兼应有文学修养，又能写几笔毛笔字，所以用此标准来物色山水画教师。前此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生姚耕云来上海进修山水画，领导上指派由我教导。一年之后，他回浙江，临行我送他一部我画的杜诗册页。他回去后，请潘天寿先生题字，潘老看到我的画，读到我册后的长跋，以及写的字，不觉首肯。后来聘请山水画师，多方物色，没有适 当的人，因而想到我。我和潘老素昧平生，无一面之雅，只因看到我送姚耕云的一部册页，就不顾我在政治上有“问题”，特到画院指名要调我去工作，可是画院坚决不同意，要另派别人，但潘老不要，指定要我去。双方相持不下，于是想出折衷办法，一半对一半，即一个学期我去浙江教两个月，再两个月在上海。一九六二年起我在浙江美院兼课，教国画系山水科四 、五年级的学生。
三十七
我逃难到四川，只带了一部杜集，闲时讽咏，其中在夔州篇什，描写峡江景物，与我眼前所亲自看到的景物相同，使我得到启发。我好杜诗，更爱蜀中景物，二者天下无双，堪相匹配，遂多画杜陵诗意图。前后计有十余册，每册自八幅至二十幅不等。
一九六二年为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我准备画杜甫诗意册四十幅，把这个意愿和吴湖帆先生淡了，吴先生鼓励我画成一百幅，他说这是画史上前所未有，唐六如有一部一百幅的册页，但不全是山水；华新罗有一部一百幅的册页，也是山水、人物、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合凑而成。因为册页必须幅幅变异，笔墨章法风格设色应不一样，才不致令览者意倦，而有逐幅新鲜引人入胜之妙。一部册页完全是山水，作者必须掌握多种笔墨，具备各种技法，展示面目，层出不穷，而后可以胜任，这是不容易的。他怂恿我不妨一试。于是我着手动笔，先成二十五幅，用正楷书款，后又续成一百幅，用隶书书款。此一百幅杜甫诗意册，先在画院展出，后又拿到浙江美院展出，续又拿到苏州展出，均得到好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上交到工作组，后来造反派准备批判我，说我“借古讽今”，用尽无限上纲的手段，但抓不到把柄，结果批不下去，因而作罢。此一百幅一直在画院内，闻后期还有人借去观看，但不知几个转手，只剩下六十五幅，而且较精的都没有了，可知是懂画的人拿去了，几次催问，均无下文。从前是“毒草”，一变 而成香花，至是某些人乘机捞一把。
三十八
一九六三年，我五十五岁。春天，我随同浙美学生去雁荡山。出发前夕，进行体格检查，验出我患肺结核，右肺上部有空洞，学校写信到雁荡山，要同去的助教童中焘好生看护我，不让我多走路。当时我自己尚未发现有病，而组织上已为我妥善安排，得以及早治疗，使我万分感激。此次去雁荡山，老友程景溪结伴同行，我因身体不好，只到过灵峰、灵岩、大小龙湫、三折瀑、开元洞、古竹洞等处。景溪老友直上雁湖，经西石梁赋诗而归，足称壮游，愧我不能相从。回到上海，我到医院检查，果真肺部有空洞，而且是在活动期 。经过服用特效药雷密风，打链霉素针，以及滴剂疗法等等，均不见效。后有好友任书博兄送我“抵百粉”药片，大见疗效，以至钙化。书博兄为人醇厚真挚，与人交，终始如一，他善画松竹，是吴湖帆的学生，亦以余力，从事篆刻，我蒙其厚惠，心感无既 。写成感惠册相赠，不足言报，聊以略表心意。
是年秋天，我还是照常到浙江去兼课。在兼课期间，认识了南艺教师罗叔子，他也在美院兼教绘画理论。两人相见，商讨艺事，所见略同，至为欢洽。我写图赋诗以记此事。后他于十年浩劫中，长才未竟，不得其死，思之怆怀。
三十九
一九六四年，我五十六岁，春，参加画院组织去皖南写生，先至合肥，取得联系，然后下至芜湖、歙县等地，参观芜湖铁画厂 、歙县墨厂、砚厂。于休宁登齐云山，即世所谓白岳者是也。其年秋，我咳嗽不止，画院领导带队再去皖南，我因上半年去过皖南，又病咳嗽，不欲往，强之而行 。由桐庐至白沙，参观新安江水库大坝及发电机组，此皆我国自行建造，看到宏伟的建设，认识到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可以自力更生，振兴中华，富强昌盛。旋乘船去淳安县治，观渔水库中，饭于生产队。又深入山区商於大队，观其筑堤拦流，利用河滩移土造田，改造环境，战胜自然，发展生产的一派新气象。然后上溯至深渡，沿江皆移民点所造新屋。经歙县，在练江边写生，一日下午约二时许，我看到山上丛林边缘，日光斜射，显出一道白光，甚为好看，归与西画家言及，说是轮廓光，我遂由此创为留白之法，后来在新安江水库、井冈山等处，看到同样的现象，又加以改进，丰富，用到创作上，效果很好。遂多用之，形成我的独特面目。在歙县住了几天，旋去屯溪。主人咸曰既来此，不可不上黄山，领导心动，遂至黄山宾馆，我因咳，不欲上山，谓将在山下等候。讵知胜景在望，欲罢不能，又以二十余年前登黄山，颓垣败屋，道路未通，徒行一百二十里，所见不全，今则堂宇轮奂，磴道修整，文殊院改建为玉屏楼，山林盥沐，气象一新，益欲往见之，遂咳嗽登黄山，未及半山寺而咳嗽顿愈 。前次来黄山，天都峰路坏不能上，此次遂登鲫鱼背险峰，下过蓬莱三岛，经一线天而至玉屏楼住宿。此时文化局有规定，出外下生活写生，不准游山玩水。我队领导在枕上思及此戒，深觉不妥，于是翌晨即下山，不及去北海。
四十
是年秋，高教部新作规定，取消兼课制度，我遂不再去浙江美院。前后兼课，历时三年。有人说我教的学生象老师，我说学生不象老师有两情况：一是老师太差，学生不想学他 ；二是学生智过于师，老师不能框住他。如果老师平平，学生也无突出才能，那末很容易象。而发现一个突出的人才，也不容易，所以孟子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一乐也”，诚为至言。于此同时，我在京剧院学馆，以及上海巿青年宫等处辅导国画山水。
上海青年学画山水，有人受我影响，拜我为师。有些人自己跑来，叫我陆老师，于此，不能一一列举。我的孩子陆亨，笔性甚好，沉着而松秀，轻灵而不佻，我认为有发展前途，而功力不够。一因他工作忙，业余时间不多，二因家中只有一只桌子，我占住了，他无法画。每有人问我，后辈中有否继承我业的，我说没有，他们总说，有此条件，不学可惜。我认为他如果专心一致，用功勤学是可以学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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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9529530、
0505595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