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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的艺术思想管窥

李秀君发布日期：2005-8-17 9:38:00

    李可染毕生对中国山水画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艺术观念的开拓方面，同样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一）改造中国画的思想
    1950年，李可染就明确地提出了改造中国画的主张。
    他提出三点主张。第一点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六七百年的创作源泉”。他认为“深入生活”是改造中国画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产生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民族作风。
    李可染为了实践他改造中国画的艺术主张，从1954年起，他先后多次深入到大自然当中去，作长期的写生体验，寻求艺术创作的源泉。他通过对大自然的长期观察、体验，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强烈艺术个性的新山水画。成功地实现了他改造中国画的宏愿，为中国画的继承与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
    李可染提出改造中国画的第二点重要条件是“必须批判地接受遗产”。这实际上是怎样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李可染平生十分尊重传统，他认为传统是“沙里金”。他曾说：“轻视传统或不承认传统的人，是个大傻瓜，那是把自己退到了原始人的地位……传统是几千年亿万人的智慧积累”。在生活和传统的关系问题上，李可染认为：生活是第一位的，传统是第二位的。传统（包括传统技法）是否对，还要到生活中去检验。
    李可染认为，除了批判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以外，还必须“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成分”。但“在分量地位上应分清主从……必须经过消化，必须把它化成养分，放在中国的土壤里，使它长出中国的花朵。”李可染一生致力于中国画艺术的革新，他在民族传统绘画的基础上，融汇西方艺术之长，成功地开创了一种艺术上的新风貌，尤其是他创作的一系列“光感”山水，如《夕照中的重庆山城》、《钱塘江远眺》、《魏玛大桥》等作品，更是前无古人，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他一贯的艺术主张。
    （二）苦学的思想
    在艺术上，李可染向来自称是“苦学派”。他认为 “基本功是从十分繁复的艺术修炼的全过程中，抽取其中有关正确反映客观真实的最根本、最困难、最带关键性的规律部分，给以重点集中的锻炼。这是在艺术创作前基本能力的大储备，也是一种严肃吃重的攻坚战。只有这些最根本的规律被攻破了，以后在创作上，一些具体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在艺术学习中，基本功够不够，踏实不踏实，大大关系将来艺术的成长。”在谈到艺术基本功的练习时，他提出了两点主张：第一，必须有正确的方向、方法作指导，必须从严肃的规矩和异地的程序入手。第二，基本功既是一种攻坚战，就必须有苦学苦练、坚毅不拔的精神。他又说：“艺术家还必须掌握足以表现他思想认识的技能，才能完成具体感人的作品。否则，他脑子里想得再好，手上或形体动作上表现不出来，这就好比有了充足的电流，却遇上了绝缘体，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由此可知，艺术家头脑里的思想认识，并不就等于手上、形体上的表现能力。‘知’不等于‘能’。”
    苦学是一种学风，也是李可染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和教学实践中所坚持的一贯主张。他在教学中，常以前辈艺术家刻苦练功的故事勉励后学。他常说，作为一个画家应该具有“哲学家的头脑（通晓事物的规律性）；诗人的感情（情感真挚、丰富、强烈）；科学家的毅力（坚毅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杂技演员的技巧（苦功技艺、精微、准确）。”李可染的苦学思想，还表现在他的题跋中，如：“夜吟晓不休，苦吟神鬼愁，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余性愚钝，不识机巧，生平最为尊崇先贤杜甫‘惨淡经营’和贾岛‘推敲’，‘苦吟’精神，因写此图以自勉，可染并记。”他常用的一些印章，如“学不辍”、“废画三千”、“七十二难”、“千难一易”、“峰高无坦途”、“白发学童”、“七十始知己无知”等等，都可看出他一生不辞千辛万苦、苦学苦练艺术基本功的艰难历程。苦学的思想，是李可染自成体系的艺术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振兴民族艺术的思想
    振兴民族艺术是李可染重要的艺术思想之一。或许可以说是李可染一生艺术思想的主旋律。他的这一思想也始终贯穿在他数十年的艺术实践和教学实践当中。
    纵观李可染的一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振兴民族艺术的思想基础和艺术实践的大体历程。1929年，22岁的李可染越级考入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部，他曾参加了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受到进步人士的民主、进步和爱国思想的影响。抗日战争期间，他以满腔爱国热忱从事抗日爱国宣传工作近10年之久。40年代初期，他提出了对绘画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先后向齐白石、黄宾虹两位大师拜师求教达10年之久。50年代初，李可染面对中国画坛萎靡的绘画现状，毅然提出了要对中国画进行改造的主张，并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为座右铭，以深入生活，到大自然当中去作长期的实践写生，作为他改造中国画的重要途径。他经过长期探索，勤奋耕耘，把生活、传统、修养、借鉴融为一体，终以卓著的成就，为振兴中国画艺术开拓出一条新路。10年“文革”浩劫时期，李可染无端地受到了批判，一度失去了创作自由，但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坚持逆境困学，以书法作为基本功练习，最终形成了他“沉雄逸宕”的个人书法风格。70年代以后，他以极高的热情，超常勤奋的创作，决心实现他多年来“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宏愿。80年代中期，美术界曾一度出现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有的画家轻视民族绘画传统，提出要以西画改革中国画；还有人提出“中国画已至穷途末路”，从而在美术界引起了一场辩论。此时，李可染保持了极清醒的认识。他寄语青年画家说：“不要传统，不要生活，等于零。”他在一次与中青年画家的谈话中说：“我觉得有一些中国人总瞧不起自己，中国人是优秀的，为什么那么自卑呢……传统是我们的血缘，传统是继承关系。外来的东西是营养，营养是需要的，但不能代替血缘。”他在与中青年画家的另一次谈话中又说：“绝不能站在西方人的立场看中国画，而应该站在东方人的立场看中国画……在艺术上应走自己的路，不能扎在外国人那里。”
    李可染认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应在世界艺术之林占有很高的地位，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他在“为中国艺术节基金会捐款仪式”上的讲话，明确阐述了他的这一预见性思考，他说：“中国的文化艺术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还没有被世界人们广泛的理解。它还似一颗蒙尘的明珠，没有发出应有的光芒，我想通过艺术节连续不断地把我们各种艺术发展起来，逐渐走向世界，使这颗东方明珠发出灿烂光芒。那时，我们再不是老向西方要东西，我们也会把东方优秀的东西贡献给世界。”
    晚年的李可染从广大中青年画家的创作中看到了中国画振兴的希望，他感到无比的欣慰。他奋笔书写了“东方既白”四个大字。
    “东方既白”是李可染一生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的崇高目标；“东方既白”是李可染对东方民族艺术的发展前景充满自信心的前瞻性预言。
    李可染以他毕生的艺术实践，创造并形成了中国现代山水画的新的艺术风貌和新的艺术思维体系。他不仅贯通了传统绘画与现代绘画艺术的鸿沟，而且也建构了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联结的桥梁。振兴中国画事业，振兴民族艺术，始终是李可染生前最真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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