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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型艺术家沙孟海

陈振濂发布日期：2005-8-17 9:51:00

    作为新旧书法进行交替更换时一位至关重要的承启人物——沙孟海身上集中了旧一代书法家中最优秀的精粹，同时，他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崭新的现代意识。
    沙孟海先生善书、擅印、工文字学、考古学、鉴定学，研究书法篆刻理论并有很高造诣，在艺术上有如此广泛的涉猎范围并在各方面都足称大家，这样的博学之才在近现代书坛上是极为罕见的。在乘清代学术风气之后的近代书坛上，他的特殊知识结构最能引起那些老书法家们的赞赏。而反过来，他的许多研究成果中的卓见绝识和努力提拔后进、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又使得新进的也许较为“前卫”的青年书法家对他推崇备至，并乐于引为师长。能集两端于一身，我以为是沙孟海先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最令人诧异的所在，他的这种奇特的凝聚力和调和力究竟缘何而成？有人归之于他的为人诚正坦率、高风跨俗、淡于名利；有人归之于他的书风大气磅礴、老笔纷披、雄健不可一世，但是，更深一层的原因呢？
    我们应该把沙老的书风放在一个历史环境下进行考察：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与比较。
    沙老的雄强只是一种孤立的自我意识吗？他的贡献只是为后人提供了一种风格类型吗？我们固然应该承认风格的价值。但却应该认清这一价值确认的前提。早年与康有为、吴昌硕等大师们的交往，使他的趣味有明显的上承性——承清代碑学之遗风，仅此看来，他的开拓应该不会有太大余地；前辈们已经把大部分的成果攫走了。但是，他所处的，却又是一个书坛上崇尚帖学成风的环境。遑论沈尹默在上海一地刮起的二王至上的风气曾经笼罩大半个中国，北方如溥心畲、吴玉如等人的身体力行，也使得潇洒俊逸的魏晋风度成为一代所尚，从而使清代碑学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承传的断裂现象。应该承认，这是近现代书法史上的一个发人深思的转变。
    面对时流，独出己见，正是沙老雄强书风的真正涵义。他没有趋奉二王正宗，对于沈尹默和白蕉等二王派书法家，他仍然尊重但却一意自寻新徒。雄强是北碑风的根基；着意强调气势的开张磅礴。正是沙老对理想书风的努力追求的目标。但他并不满足于清人的碑学风；为了反叛二王而不惜丢弃基本的技巧法则以求新奇，在清代书家中屡有出现，沙老则清醒地认识到，笔法原则是书法之本，应该在风格上抓住根基，但在技法上广存博取。它能在致力于雄强的同时，不忘向二王、钟繇、颜真卿、苏轼、黄庭坚乃至黄道周、王铎等非北碑系书家学习，我以为正体现了上述艺术思考。沙老的书法笔下根柢之精湛是超群绝伦的。《沙孟海写书谱》代表他对笔法的深刻认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参考典型，如众所睹，这是一种真正的笔法传统。
    作为风格的支撑，当然还是他的雄强之气。沙老善擘窠大字，国内外题匾置额颇多，像灵隐寺“大雄宝殿”之额、岳坟所悬“碧血丹心”大匾，确实有气吞六合，纵横八极之概，最易见出他那手绝妙的碑书功夫。至于他的一般尺寸的书幅，则努力从方笔侧锋中求连贯，比黄道周、沈寐叟等前辈又开一重新境，我以为主要是得力于点画的节奏意蕴，不求碑书家的点画过于做作，而求势迅气疾，一力而成；其间的顿挫提按、松散紧凑，无不是一种自然的韵趣，我想沙老广存博取的基本功占了很大便利。强调行笔节奏的意蕴，正是书法日趋现代感的一大特征。
    其次，是沙老对黑白对比有着极深刻的认识。墨色涨晕成块在纸上如黑团团，一般书家避之唯恐不及，沙老却乐于此道。并善于进行对比调节，使墨块不成钝墨痴墨，反而增强了强烈的视觉效果——请注意，这是完全不同于温和、文雅、含蓄的中庸精神的另一种黑白观：强烈、沉重、厚实、刺激：现代感。
    再次，沙老极讲究用笔的自然性格，“臣书刷字”印章是他一直乐于钤用的，这句米芾的现成语确实很能概括沙老对笔法的看法。他反对将笔法神秘化、玄理化，更反对将用笔的一些既定规律当作不变的金科玉律，如对中锋用笔的绝对化理解；而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人们：笔法应该也只能为效果服务，不存在什么脱离书法的孤立的笔法原则。因此，对于沙老的刷字之说，倘若以僵滞的中锋——运腕说为比对的话，当然是一种解放的、灵活的现代意义上的技巧意识。一个老一辈书法家能如此，其意义之可贵不言而喻。
    至于篆刻，虽然在技巧上有无懈可击的精到，但从现代意识上看稍逊于书法，我以为它可以说明沙老功底和格调的成就，但还难以说明他创造力的成就，为省篇幅，不再枝蔓。
从书法学的角度去研究沙孟海的学术思想。他在研究中从不沿袭陈说，都有新的见解并对书学界印学界产生影响。
    孔夫子主张“述而不作”，这是做学问的正宗，清代乾嘉学者主张复古和求来历，考据定伪，也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一大渊薮。沙老从事学术多年，贡献却不在这一些。《近三百年书学》、《印学概述》等文章均以系统、宏观的研究成果问世。在近代书法研究中，这是较早的有体系的研究，与实证主义式的考订绝然有异，见出沙老卓绝的史识。
    《谈秦印》对当时在秦印方面的认识混乱进行了澄清并有扎实的根据，对于印学史的认识有功非浅。
    《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对历来被奉为圭臬的“笔笔中锋”提出历史的看法并指出古人执笔与今人不同。这完全是一种拥有历史立场的技巧研究，对书坛冲击极大。
    《碑与帖》集中谈到了对北碑效果应有分析，特别是写与刻两部分效果不宜混淆。这当然是对盲目崇拜北碑者的当头棒喝，考虑到沙老本身继承北碑书风，又曾从康有为等学，则他提出此论更需要勇气，因为这是与老师之见相左的新的研究结论。
    西泠印社八十周年大会上，沙老又对历来被混淆的“金石”与“篆刻”这两个概念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作了演讲，这当然有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长期以来金石篆刻不分的研究状况完全不利于篆刻艺术的发展，对此提出异议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无独有偶，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台湾的篆刻家们也提出篆刻应区别于金石的观点，足证两岸的学者在学术上是殊途同归的，也从一个侧面见出沙老的先见之明。
    我们从上述这些论文中发现一个共同规律：（1）这些文章都有一个明确的针对性，这就保证了它的现实意义。（2）几乎所有被批评的结论都是沿袭已久、遂成定论的权威观点，沙老的反对或推翻当然并非轻而易举；（3）沙老的新结论完全受到公众的推许，成为代表时代的学术成果。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发现或发明，它需要的不是“述而不作”式的平庸精神；而是敢于怀疑古人并有扎实学问根底的研究勇气。即以这一点而言，沙老堪称是一位最地道的学者。
    《印学史》、《沙孟海论书丛稿》、《中国书法史图录》等成果，足以确立他理想的丰碑，无论是质是量，当代书家都是很少有人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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