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霞先生曾说：“有人问我究竟属于哪一派。我的回答是：‘不迷信古人、洋人，但绝不摈弃他们。择其之长为我所用——我即是这一派”’。他又说：“在我一生中，先是画古人，后是画老师、再后是画生活、画政治，最后才是画自己”。何海霞先生是这样说的，他的一生也是这样渡过的。

    1908年10月7日何海霞出生在北京复兴门的一个满族家庭。何海霞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三，小名福海，学名登瀛，因其母无女，十四岁时改名海霞。何海霞小时候曾在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后又读完高小，因家庭贫困而中途辍学。何海霞的绘画是从中华文化最古老、最大集散地北京琉璃厂起步的，他的老师韩公典是位传统功力扎实但名不见经传的琉璃厂坐堂民间画师。老师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给自己的儿子喂养的第一口奶是含有营养健康的丰满乳汁，何海霞起步的路子走得很正、很稳。在此期间他见到许多古代字画真迹，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由于他临仿字画、补画、补字，能浏览大量书画真迹，使他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基础，也增长字画鉴定方面的知识。学徒期间他首先入手是吴门画派，大量临摹明四家，文（征明）、沈（周）、唐（寅）、仇（英）作品和袁江、袁耀作品，因此他的画清秀挺拔，用笔遒劲，尤其是亭台楼阁，他已御驾自如，得心应手。由于他苦练功力，他画的亭台楼阁从不用界尺，一两米长的线条，一笔拉出，不会走向。他画的杂树堪称一绝，穿插自然，手法多变，大多数以写意为主，工笔间之，尤其是画小杨柳，用小红毛笔画出，令人叫绝。学徒满后，他就以绘画谋生。1926年他加入 “中国画学研究会”，在这个群体中，海霞虽然很年轻，但由于画艺很高，得到画界老一辈的青睐，大家都很看重和推举他。1927年他被破格提为研究会的评议员。在此期间他交结画坛名流金城(北楼)、寿石公、周肇祥等人，并有机会出入故宫观摩五代宋初如荆浩、关全、董源、巨然、李成、范宽等几大家的作品，从此他的山水画由吴门画派为主的画风，而转向给人以五代宋初北派画风为主的浑厚苍茫、雄健之感。他的青绿山水由临摹董源入手开始，又上溯至李思训（董源的山水画分水墨和青绿着色两种，晚后期主攻水墨），这为他的青绿山水晚年主攻金碧山水打下基础。在担任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员后，他接触了更多古代绘画，石涛、石谿、渐江等又成为他的主攻方向，他画的石谿几可乱真。后日本出版的《南画大成》画册中，收入的几幅石谿作品，有的就是出于他的手笔。

    投师大风堂拜张大千为师是何海霞艺术道路的第一大转折点。1935年张大千先生多次在北京开画展，何海霞不胜仰慕钦佩，经人介绍，在北平的春华楼举行了正式拜师会。从此何海霞成为大风堂弟子。跟随张大千使他在诗词、题跋、章款方面得到了提高，并多次和书画名家同台共展。如《山中一夜雨》入选当时全国第二届美展；和齐白石、张大千、于非闇在东北举办四人画展；1936年1月11日与大千先生、萧谦中、胡佩衡、溥心畲、于非闇、徐燕孙在天津永安饭店联合画展。张大千曾作孔明像，何海霞补景，溥心畲书出师表题字，一时传为合壁佳话（该画现存沈阳博物馆）。抗战初期张大千在北平居住并在颐和园内作画，何海霞随其左右。出于大千先生引进，何海霞得以和当时画界上层人士交往，如齐白石、徐悲鸿、叶浅予等人，并经常参加国际性画展；抗战爆发后，张大千逃难返蜀，从此师生一别数年，直到抗战胜利后，张大千又返北京，师生重逢，何海霞又能身随大千师左右学习，师徒重整旗鼓，定出一番计划，大干一场。他跟随大千先生入蜀，因大千先生去西康，何海霞等学生滞留四川郡县绘画基地，当时何海霞是大师兄，还负责一些学生的管理工作，是学生中老师唯一发工资的学生。在此期间，他静心大量抚摹大千先生收藏古画原作，如董源的《风雨出蛰图》、《潇湘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以及巨然、龚贤、刘道士等稀世之宝作，期间，他还多次和大千先生合作大量作品，有的为日本、英国、比利时等各国博物馆所收藏，其中也有一些为国内收藏。

    进入西安美协（现陕西美协）是何海霞艺术道路的第二大转折点。解放初期大千先生赴印度开画展，出于时局的变化因而留居国外。何海霞决定由四川返京，后途中滞留西安，暂在西安卫生宣教馆从事宣教工作。恰逢赵望云、石鲁组建西安美协，何海霞被调入成为专业画家，在此期间他和石鲁、赵望云等人深入生活，走遍三秦大地，大量写生创作，互相学习，研究探讨艺术。这个时期是他传统转型生活创作的裂变时期。在此期间他创作出《西坡烟雨》、《宝成铁路》、《驯服黄河》、《锦绣山谷国》等传世之作品。1960年到1962年，他应聘到中央美院授课，主要教授传统和写生课。60年代初西安美协创作研究室的作品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进行全国巡回展，出于他们鲜明的宗旨“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时代感召力，轰动了当时的画坛。他们被公认为“长安画派”。从此“长安画派”以创新的意识，立足于画坛。何海霞、石鲁、赵望云也被誉为“长安三杰”。十年文化革命，海霞被作为批斗对象，遭到迫害和关押，为了保命，他多次逃出西安，四处躲藏流浪，但即便如此，他仍未放下手中之笔。他在工厂劳动，画瓷器画，“样板戏”、水粉画，画“收租院”宣传画，画人体结构等以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不断的为自己补钙，表观了他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1984年，何海霞工作调回故乡北京，在中国画研究院任研究员。从此开始他晚年变法的艺术道路，这就是他艺术上的第三次转折点。文革后期，1976年他应文化部邀请到北京作画，在这几年中他创作了近30余幅巨幅金碧青绿山水画。他已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艺术上一下喷礴无余，得到尽情发挥。如北京饭店30米长的《大地长春图》、中南海紫光阁的《爱我河山》、西苑饭店的《庐山图》等，此时他的巨幅青绿山水画已誉满画坛，大放异彩。1985年他作为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的艺术顾问随访了日本。他赠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泰山图》，中曾根回赠自作《富士山》一幅答谢。1990年他再次访日，与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先生会晤，他俩互赠画册，切磋画艺。他在香港、新加坡多次举办画展，和海外华人艺术家王季迁等交流。他的画风日臻完美，不断推进自我创新，紧跟时代，他的作品画风已我用我法，随心所欲，抒发了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大自然的胸怀，真正形成了何派山水。